在回望公元310年，钱璯起义时，王敦还像一只丧家之犬，四处逃命。然而，时光飞逝，转眼到了315年，王敦凭借一波疾风骤雨的政治操作，迅速晋升为镇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身兼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军事以及江州刺史等职务，甚至封了汉安侯。可以说，他的仕途简直是坐火箭般飞升。
王敦如此迅速的崛起，除了与司马睿集团局势紧张导致的职位空缺以及琅玡王氏的支持密切相关外，最直接的原因还得归功于他在平定荆州之乱中的表现。陶侃、周访等南方豪族给了王敦极大的帮助，凭借他们的强力支持，王敦才得以顺利上位，成为了挂职总指挥。
然而，王敦并非一个值得信任的合作伙伴，典型的“共患难，不共富贵”。当他升任总督六州军事，并亲自担任江州刺史后，他开始以卑鄙的手段对待曾为自己拼命的兄弟们。最先遭殃的，便是战功赫赫的陶侃。王敦在起初承诺将荆州刺史一职交给陶侃后，却突然反悔，将荆州的统治权交给了自己堂兄王廙，而陶侃则被“高送”到遥远的广州当刺史。这种明显的职场恶性操作，引发了陶侃的部下郑攀、苏温、马俊等人不满，他们既不愿背井离乡跟随陶侃前往广州，又对王敦的出尔反尔感到愤慨，最终他们选择投靠杜曾，并准备针对王廙展开反抗。
展开剩余78%陶侃的部下郑攀等人不仅拒绝南下，还策马西行，准备与杜曾联合。这一切，无疑让王敦的心情更为糟糕。他曾气急败坏地考虑动手解决陶侃，但考虑到陶侃的实力与影响力，最终决定将陶侃安排到广州。陶侃无奈地将儿子陶瞻作为人质，带着满腔愤怒踏上了前往广州的路途。在豫章，他与周访见面，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感谢周访的支持，认为若没有周访的帮助，自己可能早已丧命。
这一事件令王敦的恶行传遍四方，广大的将士对他的反感几乎成为共识。陶侃的旧部对于王敦的种种做法十分愤怒，而王廙更是一个无能之辈，使得荆州再度风起云涌。郑攀等人见王廙完全不具备指挥能力，便在沮口扎营，等待杜曾的到来，决心联手反抗。
经过长达一年的战斗，终于到了317年8月，王廙率领的荆州军在女观湖与杜曾的叛军激战后惨败，赵诱和朱轨战死，杜曾的声威大振，荆州局势彻底失控。此时，王敦才发现自己形势岌岌可危。他依赖陶侃、周访等南方豪族的武装力量才得以站稳脚跟，而在阴了陶侃之后，周访也对他失去了信任。面对局势的崩盘，王敦派出的军队屡屡受挫，几乎每次都成了笑话。
最终，中央政府介入，司马睿下令周访出兵平叛。周访带领自己的八千子弟兵迅速击溃了杜曾的叛军，几乎没有费什么劲就轻松解决了王敦军队两年来头疼的问题。这一结果让王敦感到无比羞愧，不禁反思自己到底还有什么能力去指挥军队。
周访的反击不仅让杜曾的叛军瓦解，也让王敦彻底失去了自信。当周访成功剿灭杜曾后，王敦依然没有履行当初许诺给周访的荆州刺史之职，而是将该职位占为己有，仅仅将周访晋升为安南将军，持节、都督、刺史等职务仍未变动。周访深感愤怒，直接表态不再忍耐，公开摔掉王敦赠送的玉环玉碗，表示自己不是可以轻易收买的人。
此后，周访愤而与王敦彻底翻脸，王敦再也不敢对他有任何过激行为，反而对周访采取了相对低调的姿态，签字盖章同意周访的各种要求。周访以其强硬和耿直的姿态在梁州稳步扩展自己的力量，而王敦则在畏惧之下被迫让步。虽然王敦仍不时挑起一些事端，但每次都被周访以更强的气势打压回去。
王敦的种种行为暴露出他内心深处的恶行和懦弱。他总是在别人身上积攒势力，却从不真心为他人着想。在平定江州和荆州的战斗中，所有的胜利都来自陶侃、周访等人，王敦的角色更像是一个站在后方捡便宜的旁观者。而他阴谋利用他人、压制功臣的做法，使得越来越多人对他心生厌恶。最终，这样的领导者注定无法长久获得真正的支持。
王敦的套路，无疑源于他家族的政治传统。与他的堂弟王导类似，王敦总是先通过某些手段让别人为自己出力，等活干完了，便用各种理由推卸责任，回避承诺。这种“骗吃骗喝”的行为，虽然在短期内或许能得益，但却在长远上消耗了他和下属之间的信任，最终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在当时的东晋，权谋家们所走的道路与现今社会中某些高层领导的所作所为非常相似，他们通过各种计谋和手段，试图将资源和权力掌控在自己手中，却忽视了背后那些真正有能力和忠诚的人的力量。当这些人反抗时，权谋家们才意识到自己的基础已然不稳，最后甚至连最基本的追责都无法做到。
正如司马睿和王导这样的人，最终都只能在他们自己的算计中越走越远，最后失去的，除了他人的支持，还有自己最初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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